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作为中国一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书法的发展受到了各种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从而蕴含着一种无从言表、难以归纳的意味。这意味凌驾于技艺之上，发之于书者内心，恰与极度心灵化的禅宗思想相契合。

　  禅宗起于南朝、兴于唐宋。此时正值晋、唐两大中国书法艺术高峰之间，中国书法正处于独立、发展和巨大变革的时期。禅宗的兴起、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给中国书法注入气息，使之后许多书家的人生观发生了“禅变”，也使他们的书法美学观被赋予了丰沛的“禅意”和“禅味”。

    禅学要求人们通过对“本心”的发掘归复到“清净”的佛性上去，主张以“心斋”“坐忘”和“丧我”来达到澹泊空灵的心理状态。自南朝始，历代均有书家以“寓言绝虑”“一念静心”为主旨，并将其运用到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之中，从而使书法呈现出一派“空”“寂”的禅家气象。可以说，无论禅的精神还是禅锻炼法，都对书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书风、书法演变、基本技法和书法审美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逐渐使书法成为直朴、流泽、灵悟而颇有神秘气韵的不老艺术。

     苏轼是推崇“空”“寂”“简”“远”的“书之禅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评价释智永的书法，称其：“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情趣。”能于疏远平淡中见出浓浓禅意。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比较晋唐书法差异时，亦曾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在他看来，钟繇、王羲之书法颇具禅意，而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书家，书法禅味较之缺乏，即使再好，比之钟、王也有些相形见绌。苏轼的这种审美观也同时渗透于书法实践之中。当代学者洪丕谟对苏轼行书《赤壁赋》的评价正切中于此：“其作就参禅妙理，而留下这不朽的篇章。苏东坡是非为点画而作点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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