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敦煌《金刚经》的故事

 

    《金刚经》原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来自印度的初期大乘佛教。是大乘佛教中的一本重要的宗教经书，也是中国禅文化（日本禅宗）的基础经书。这本经书约在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其中有众多翻译版本，但鸠摩罗什的译本最受推崇。

 

    般若意思为“智慧”； 波罗蜜意思为跨越生死，到达教化的彼岸；“金刚”喻意为坚定与对智慧渴望。佛经的基本信息为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固若金汤，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和煎熬。

 

    这本《金刚经》手抄本出自唐朝仪凤元年（676年），出土于中国敦煌。自其传入以来，《金刚经》备受推崇。人们竞相复制与印制，因此得以广泛流传。

    在敦煌写经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初唐时期出自于长安宫廷的写经，时间跨度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至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这些写经有统一格式，卷后有宫廷写经固有的写经列位，详细罗列了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可见当时的宫廷写经有统一的格式。通过对这批长安宫廷写经后的写经列位中的信息归类和对比，我们发现了这次大规模写经活动中的一些信息。

    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还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显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莫高窟藏经洞得以保存至今。

 

    由这批经卷后的写经列位可知，虞昶与阎玄道先后担任了写经使。作为朝廷别敕的差使，写经使是主要负责人，负责全局的统筹、组织、物质保障和最后的质量把关，判官是作为写经使的副手，负责具体事务的安排。虞昶、阎玄道任写经使，与其他写经使不同，他们都来自工部，本职工作都与宗教及文学无关，他们兼职很可能与擅长书法有关。虞昶是书法家虞世南的儿子，阎玄道是画家阎立德的儿子，他们同为初唐名臣之后，选择他们为写经使可见武则天对这次写经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大规模的写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