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推荐】南怀瑾的《禅话》精彩

编辑推荐：

    《禅话》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便初学者阅读。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1994年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内容简介：

    《禅话》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早期禅宗的人物和史事的著作。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曾对古代社会的朝野人士，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使之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禅宗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探求它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也因此而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课题。

作者简介：

    南怀瑾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其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内容往往将儒、释、道等思想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出生于中国浙江温州乐清南宅殿后村，20世纪80年代末筹资兴建金温铁路，并于1998年建成通车。现居江苏。

媒体评论：

出版说明：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曾对古代社会的朝野人士，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使之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禅宗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探求它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也因此而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课题。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早期禅宗的人物和史事的著作。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便初学者阅读。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1994年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11月27日

精彩书摘：

五度中毒　只履西归

    圣贤的应世，都为济物利生而立志。但圣贤的事业，都从艰危困苦中而树立，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达摩大师看到当时印度佛教文化，已经不可救药，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可以传佛心法，所以他便航海东来，在中国住了九年。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时间还是终日默然在少林寺面壁而坐。如此与世无争，为什么还有些人想尽办法要谋害他？这是所为何来呢？

    有一次，某大学一位哲学研究所的学生问我：“学禅学佛的人，起码应该是看空一切。为什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衣钵，还要犹如避仇一样地逃避争夺的敌对派？这样看来，又何必学佛修禅呢？”这与达摩大师来传禅宗心法，为什么还有人要五、六次谋害他，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号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本来就有这样丑陋而可怕的一面。古语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文人千古相轻”，争端永远不息。这所渭的文人，同时还包括了艺术等近于文学的人和事。其实，岂但“文人千古相轻”，各界各业，乃至人与人之间，谁又真能和平地谦虚礼让呢？所以“宗教中千古互相敌视”，“社会间千古互相嫉恨”，都是司空见惯，中外一例的事。人就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它天生具有妒嫉、仇视别人的恶根。倘使不经道德学问的深切锻炼与修养，它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有时候并未遇缘爆发而已。况且还有些专讲仁义道德和宗教的人，学识愈深，心胸愈窄，往往为了意见同异之争，动辄意气用事，乃至非置人于死地不可。佛说“贪、嗔、痴、慢、疑”五毒，是为众生业障的根本。妒嫉、残害等心理，都是随五毒而来的无明烦恼。道行德业愈高，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包括了这个道理。印度的禅宗二十四代祖师师子尊者，预知宿报而应劫被杀。后世密宗的木讷尊者，具足六通，也自甘为嫉者饮毒而亡。此外，如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饮毒受刑；孔子困于陈、蔡，厄于鲁、卫之间，其所遭遇的艰危困顿，唯仅免于死而已。达摩大师最后的自愿饮毒，对证他所昭示的“四行”的道理，可以说他是“心安理得”，言行如一。后来二祖神光的临终受害，也是依样画葫芦。

    其次，关于达摩大师的下落，在中国禅宗的史料上，就有好几种不同的传说，最有名的便是“只履西归”的故事。据宋本《传灯录》祖师及西来年表的记载，当梁大通二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达摩大师以“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自甘中毒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即世俗人之坟墓）于定林寺。记云：

    “北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间师何往？师曰：西天去。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草履存焉，”

    其次，僧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关于达摩大师的死生问题，曾有论曰：“契嵩明教著《传法正宗记》，称达摩住世凡数百年，谅其已登圣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来此土，示终葬毕，乃复全身以归，则其寿固不可以世情测也……”但念常的结论，对于明教法师的论述，并不谓然。如云：“故二祖礼三拜后依位而立，当尔之际，印尘劫于瞬息，洞刹海于毫端，直下承当，全身负荷，正所谓‘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入此门来，不存知解者也。乌有动静去来彼此时分而可辩哉！”

    又：盛唐以后，西藏密教兴盛。传到宋、元之间，密宗“大手印”的法门，普遍弘开。而且传说达摩大师在中国“只履西归”以后，又转入西藏传授了“大手印”的法门。所以认为“大手印”也就是达摩禅。禅宗也就是大密教。

    天嘉二年（公元五六一年），他在定中感应到过去的七佛和他同在，释迦在前，维摩在后。唯有释迦屡次回头对他说：“你要递补我的位置。”

    陈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大士示疾，入于寂灭。世寿七十三岁。当时，嵩头陀已先大士入灭，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诸弟子曰：“嵩公已还兜率天宫待我。我同度众生之人，去已尽矣！我决不久住于世。”乃作《还源诗》十二章。

    傅大士《还源诗》：

    “还源去，生死涅盘齐。由心不平等，法性有高低。

    还源去，说易运心难。般若无形相，教作若为观。

    还源去，欲求般若易。但息是非心，自然成大智。

    还源去，触处可幽栖。涅盘生死是，烦恼即菩提。

    还源去，依见莫随情。法性无增减，妄说有亏盈。

    还源去，何须更远寻。欲求真解脱，端正自观心。

    还源去，心性不思议。志小无为大，芥子纳须弥。

    还源去，解脱无边际。和光与物同，如空不染世。

    还源去，何须次第求。法性无前后，一念一时修。

    还源去，心性不沉浮。安住王三昧，万行悉圆修。

    还源去，生死本纷纶。横计虚为实，六情常自昏。

    还源去，般若酒澄清。能治烦恼病，自饮劝众生。”

    新语云：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中，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但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中国禅自齐、梁之间，有了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因此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齐、梁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以达摩禅为主体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士的维摩禅。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于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僧肇与竺道生的佛学义理思想，但为中国佛学思想超颖的造诣，与习禅的关系不大，学者不可不察也。后世修习禅宗者，如欲以居士身而作世出世间的千秋事业，应对于傅大士的维摩禅神而明之，留心效法，或可有望。如以有所得心，求无为之道，我实不知其可也。

附：有关傅大士的传记资料

    太建元年，岁次己丑，夏四月丙申，朔，大士寝疾，告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师曰：“我从第四天来，为度众生。故汝等慎护三业，精劝六度，行忏悔法免堕三涂。二师因问曰：脱不住世，众或离散，佛殿不成，若何？大士曰：我去世后，可现相至二十四日。乙卯，大士入涅盘，时年七十三，肉色不变，至三日，举身还暖，形相端洁，转手柔软。更七日，鸟伤县令陈锺耆来求香火结缘，因取香火及四众次第传之，次及大士，大士犹反手受香。沙门法璇等曰：我等有幸，预蒙菩萨示还源相，手自传香，表存非异，使后世知圣化余芳。初，大士之未亡也。

    语弟子曰：我灭度后，莫移我卧床，后七日，当有法猛上人将织成弥勒佛像来，长镇我床上，用标形相也。及至七日，果有法猛上人，将织成弥勒佛像，并一小铜钟子，安大士床上。猛时作礼流泪，须臾，忽然不见……。太建四年（公元五七三年）九月十九日，弟子沙门法璇、菩提智瓒等，为双林寺启陈宣帝，请立大士，并慧集法师、慧和阁梨等碑。于是，诏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大著作建昌县开国侯东海徐陵为大士碑。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汝南周弘正为慧和阁梨碑（以上资料，皆取自唐进士楼颖撰述。徐陵碑文，取材略同，并无多大出入，均为可信）。
　　
    然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这是说明由东汉安世高、西晋法护翻译禅经，以及晋代佛驮跋陀的再传禅定的修法以来，因修禅定而证得神异等的奇迹，遂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影响大增。

东晋以后有关习禅的史料与论评

    在东晋的时期，除了佛驮跋陀的传译禅定修法与译出六十卷《华严经》以外，鸠摩罗什也同时传授禅法。唐代高僧道宣律师著《续高僧传》，他对于有关习禅者的论评说：

    “自释教道东，心学唯鲜。逮于晋世，方闻睿公（僧睿）……时译《大论》（《大智度论》）有涉禅门。因以情求，广其行务。童寿（鸠摩罗什）宏其博施，乃为出《禅法要解》等经。

    自斯厥后，祖习逾繁。昙影、道融，厉精于淮北；智严、慧观，勤心于江东。山栖结众，则慧远标宗（净土宗）；独往孤征，则僧群显异。”

    这是概论东晋以后的风气所扇，习禅者愈来愈多的情形。从此以后，历经宋、齐、梁、陈，佛教的弘开和修习禅定的风尚，更加普及，上至帝王大臣，均偃然从风。至于北魏情形，《魏书•释老志》及司马温公所论甚详，不及备录。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