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骑兽人物博山炉春秋至汉魏的香文化发展

 

    人类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久远。从现有的史料可知，春秋战国时，中国对香料植物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由于地域所限，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所用香木香草的种类尚不如后世繁多。多用的有泽兰（非春兰）、蕙草（蕙兰）、椒（椒树）、桂（桂树）、萧（艾蒿）、郁（郁金）、芷（白芷）、茅（香茅）等。那时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已有熏烧（如蕙草、艾蒿），佩带（香囊、香花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入酒等方法。《诗经》、《尚书》、《礼记》、《周礼》、《左传》及《山海经》等典籍都有很多相关记述。

 

    人们对香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而且歌之咏之，托之寓之。如屈原《离骚》中就有很多精彩的咏叹：“扈江离与辟燕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椒专佞以慢稻兮，木杀又欲充夫佩帏”。

 

    秦汉时，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逐渐进入中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东南亚、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传入了中国。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道家思想在汉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

 

    西汉初期，在汉武帝之前，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陶制的熏炉和熏烧的香草。

 

    熏香在南方两广地区尤为盛行。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博山炉”在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的七百年间一直广为流行。

 

    伴随香炉的广泛使用，熏香风习更为普遍。向皇帝奏事的官员也要先薰香（烧香薰衣），奏事时还要口含“鸡舌香”（南洋出产的丁子香树的花蕾，用于香口）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由两个半球形的镂空的金属片扣在一起，中央悬挂一个杯形的容器，在容器内可以焚烧香品，即使把香球拿在手里摇摆晃动，容器内的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熏炉（包括博山炉）、薰笼等香具也是汉代王墓中常见的随葬品。

 

    香文化在汉代的快速发展，汉武帝有很大贡献。他在位期间大规模开边，通西域，统南越，开海路，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南部湿热地区及海外香料的传入。汉武帝本人有很精美的鎏金银制薰炉，或许他也喜爱薰香。

 

    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不断，但香文化仍获得了较大发展。

 

    薰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两家都提倡用香。

 

    这一时期，人们对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较深的研究，并广泛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合制造出特有的香气，出现了“香方”的概念。配方的种类丰富，并且出现了许多专用于治病的药香。

 

    “香”的含义也发生了衍变，不再仅指“单一香料”，而是也常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合香”。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是香品的一个重要发展。西汉骑兽人物博山炉。

 

    隋唐时期：香文化的成熟与完备

 

    隋唐之前，虽然上层社会对香推崇备至，但很多适宜熏烧的香料特别是高级香料不产于内地，而是来自边疆或域外，所以可用的香料总量较少，即使对上层社会来说也是稀有之物，甚至级别稍低的官吏也难以享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香文化的发展。而唐代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随着唐王朝成为一个空前富强的大帝国，其对外贸易及国内贸易都空前繁荣起来。西域的大批香料通过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中国。虽然安史之乱后，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塞，但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唐中期以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从而又有大量的香料经两广、福建进入北方。香料贸易的繁荣，使唐朝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香材香料的商家。社会的富庶和香料总量的增长，为香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唐代，大批文人、药师、医师及佛家、道家人士的参与，使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对各种香料的产地、性能、炮制、作用、配伍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制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层出不穷。

 

    在这个时期，对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会客用的香，卧室用的香，修炼用的香等等各不相同；佛家有佛家的香，道家有道家的香，不同的修炼法门又有不同的香……可以说在唐代已是专香专用了。

 

    像前朝的帝王一样，唐代的许多皇帝，如高宗、玄宗、武后等都对香料十分钟爱，而且依仗国力之雄厚，在用香的品级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的帝王。皇帝经行之处，甚至以龙脑、郁金铺地。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也对香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佛家的教理经书对香大加推崇，几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动中都要用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在当时广为流行的浴佛法会上，要以上等香汤浴佛；在佛殿、法坛等场所还常要泼洒香水。唐代皇帝大多信佛，皇室佛事活动频繁，其用香数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

 

    在唐代的香具中，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银器，玉器，即使模仿前朝博山炉的样式，外观也更加华美。

 

熏球（汉代已经出现）、香斗等香具开始广泛使用。（熏球由两个半球形镂空金属片扣在一起，中央悬挂一杯形容器，容器内可以焚烧香品，即使摇摆晃动，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香斗是带有长柄的小香炉，可以握在手上，清掐丝珐琅香插主要用于供佛。） 在敦煌壁画里就常能见到香斗、博山炉等丰富多彩的唐代香具。

 

    宋元明清：香文化的繁盛与普及

 

    宋代之后，不仅佛家、道家、儒家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居室厅堂里有熏香，各式宴会庆典场和也要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焚香的事务；不仅有熏烧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挂佩，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人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作香；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不仅用香，还亲手制香，并呼朋唤友，鉴赏品评。

 

    从宋代的史书到明清小说的描述都可看到，宋之后的香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已十分密切。

 

    这一时期，合香的配方种类不断增加，制作工艺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丰富多彩。除了香饼、香丸、线香等，还已广泛使用“印香”（也称“篆香”，用模具把调配好的香粉压成回环往复的图案或文字），既便于用香，又增添了很多情趣。在很多地方，印香还被用作计时的工具。

 

    与“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也较为流行：不直接点燃香品，而是先点燃一块木炭（或合制的炭团），把它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炭上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最后在薄片上面放上香品（单一的香料或调制的香丸），如此慢慢“熏”烤，既可消除烟气，又能使香味散发更加舒缓。

 

    到明朝时，线香已有广泛使用，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各类典籍都有很多关于香的记载，周嘉胄所撰《香乘》尤为丰富。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很多关于薰香与香料的内容，例如：香附子，“煎汤浴风疹，可治风寒风湿”；“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之可辟瘟疫”。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制作线香的技术（挤压成条）：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

 

    香具方面，宋代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瓷器。宋代烧瓷技术高超，瓷窑遍及各地，瓷香具（主要是香炉）的产量甚大。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是另有创新。由于瓷炉比铜炉价格底，所以很适宜民间使用。宋代最著名的官、哥、定、汝、柴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瓷炉虽然不能象铜炉那样精雕细琢，但宋代瓷炉却自成朴实简洁的风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在元明清时期，开始流行香炉、香盒、香瓶、烛台等搭配在一起的组合香具。到明朝宣德年间，宣宗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另加入国库的大量金银珠宝一并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宣德炉”所具有的种种奇美特质，即使以现在的冶炼技术也难以复现。

 

    对宋元明清的文人来说，香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苏轼出神入化的咏叹，到《红楼梦》丰富细致的描述，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对香的描写可谓俯仰皆是。

 

    而且从苏轼、曾巩、黄庭坚、陈去非、邵康节、朱熹、丁渭等人写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香不仅渗入了文人的生活，而且已有相当高的品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香也不单单是芳香之物，而已成为怡情的，审美的，启迪性灵。化学香精是化妆品的主要原料之一的妙物。如苏轼的《和鲁直韵》、 朱熹的《香界》。

 

    现当代时期的香文化

 

    古代的香，所用都是天然香料，而现当代以来，化学香精已成为制香的主要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