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时期

 

    隋唐时期，养生文化进一步沿着秦汉魏晋以来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兵种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孙思邈和司马承帧等重要的养生家。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主要收在《千金要方》和《千斤翼方》两书。孙思邈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主张食疗，又强调药补；既主张节欲，又反对绝欲。书中不但涉及到衣、食、住、行与养生的关系，而且专门谈要了老年保健问题。这些对后世养生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阶段为隋唐时期，是气法到内丹的演变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气功养生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医疗卫生上。其时三大古典医籍《巢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合秘要》中，都大量收载了气功治病的功法。同时，内丹之说开始被社会知晓，出现了几十部内丹专著。重要的有苏元朗《旨道篇》、《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张元德的《丹论诀旨心鉴》，刘知古的《日月玄枢篇》，元阳子的《大还丹金虎白龙论》，罗公远、叶法善的《真龙虎九仙经》，张果的《太上九要心印妙经》等。作为内丹的初步阶段行气法气功一类，由于比较切实易晓，易为人们接受，故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出现了大量的著作。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50余家，200多卷。

 

    其中成绩最大的是孙思邈、司马承祯。孙思邈将道教内炼理论与中国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整理了许多的功法，从而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司马承祯吸收儒、释二家学说，创“五门”、“七阶”、“三戒”的渐修循进的方法，这不仅对宋元内丹派有一定的影响，并且成为宋朝理学大家周敦颐“主静”学说与程颢“定性”理论的源泉。

 

    第二阶段为唐末五代时期，是内丹学开始兴盛的时期。隋唐时期，内丹学虽已行世，但由于外丹术臻于极盛，故内丹术不著。至唐末五代时，随着外丹术渐趋衰微的形势，内丹开始兴盛，研究内丹已成为一种风气。其中以崔希范、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陈朴、谭峭、陈抟等最为著名。他们皆有著述，阐述内丹修炼的理论与方法，为宋元内丹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司马承帧的两部著作《天隐子养生书》和《坐忘论》，都大抵本于老、庄，阐发了收视反听、遗形复照的内修养生原理和方法。在具体的养生方法上，司马承帧还创立了各种服气法、导引法，详见其《服气精义论》和《导引论》二书。相比较其他的养生方法，司马承帧创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使其养生方法更具有科学性。

 

    除了上述主要的养生理论和养生家之外，汉唐时期还有一重要的养生方面的问题，就是道教气功的发展状况。此期，气功不但开始被道教吸收，而且逐渐形成了最能体现道家养生特色的“存思”和“内丹”两大流派。

 

    存思派：存思，又名存想，它是一种专以调神为基本练功手段的气功功法。在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中，存思法就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至晋代，则出现了专以存思法作为修炼内容的上清派道教。隋唐以后，道教存思派气功进一步得到发展，仅宋代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收录的《老君存思图》所述存思法的具体方法就达18种之多，存思的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

 

    伴随着存思派气功的产生和发展，一种具有自我心理保健功能的存思疗法也开始得到普及与提高。东汉时期，存思疗法已初具规模，《太平经》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魏晋时期，存思疗法的种类增多，而且论述也更加详细，如《养生要集》中就提到：“行气欲除百病，随病所有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使其愈，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此养生大要也。”隋唐以后，存思疗法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诸病源候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内丹派：内丹，是道教炼丹术的一种。该法将人体拟作“鼎炉”，把体内的精气当作“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从而使精、气 、神凝聚结成“内丹”。内丹派气功奠基于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但“内丹”这一名称却一直到晋代许逊的《灵剑子》中才始有记载。魏晋时期，道教气功方面出现了一部融合内丹、存思两派基本特点的内修专著，这就是《黄庭外景经》。内丹气功兴盛于隋唐二代，此时相继出现了《群仙会真记》和《日月玄枢论》（已亡佚）之类的内丹气功集大成之作。

 

    道教养生术在此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在炼神修心方面有了发展。如司马承帧的《坐忘论》等。内丹修炼也已开始流行，以隋代苏元朗的《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中第一次出现“内丹”二字为标志。这一时期有不少道教养生著作，包括名医道士孙思邈的《千金方》、司马承帧的《坐忘论》、崔希范的《入药镜》等。此阶段道教养生观念在理论上吸收了部分佛教和医家的内容，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养生方法。如孙思邈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套动静相宜，起居有方，饮食适度，涵养道德的养性学说。司马承祯基本上继承了葛洪的修道成仙的思想，但扬弃了其中“宿命论”的观点，认为人人都有长生成仙的可能，神仙与俗人的差异惟在于是否能修炼自己的“灵气”，使它还其本然，不受世俗邪见的污染，所以，人们本身和神仙的距离并不远。为此他提出了一条修心养性、去知去欲，达到神仙境界的“易简”道路。就道教养生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他的主要功绩还是在于引佛人道，较系统地解决了内炼养生实践中心理训练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道教养生著作，有名医道士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崔希范的《入药镜》等。道教的养生术在理论上吸收了部分佛教和医家的内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养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