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兆鹏：论湖南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湖南农耕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已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遗迹证实：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生息繁衍，过着原始农业的定居生活，常德市澧县城头山原始古城的发现、古水稻田的发掘，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两千年，表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地之一。

    在湖南这块孕育着深厚文化的土地上，茶的文化逐步形成。唐朝陆羽《茶经》问世后，茶开始形成一门科学，不但在自然科学上有着系统的深化和发展，而且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有着空前的繁荣。湖南这块沃土成为茶文化演绎的重要舞台，值得国人尤其是茶人高度重视的是：有关湖南的几件带标志性的史实，证实了湖湘茶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历史传说的澄清：

    在没有文字的古远年代，人类只能用语言传递消息和记事，直至简单文字的出现，人类开始使用文字来传递信息和记载历史。虽然最早的文字只能记载一些当时的实事以及神话、传说，这些传说也无从考证，但这并不能否定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于是有了远古的口头文化，远古的文明史。中国的茶文化史也就是从这些传说中走出来的。
 
1.1 神农“尝草识茶”、死后葬于茶陵：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淮南子 修务训》）。“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新语道基篇》），“斫木为耜之利，以教天下”的耜耕农业，还“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死托祀于南方”（《吕氏春秋》）。神农“尝草别谷”、“火德天下”和“教民耜耕”的三大贡献，创拓了中华原始农业，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三皇”祖先之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发现了茶叶的解毒作用，使人们开始重视茶叶，并利用茶叶，开掘了茶文化之源。

    《吕氏春秋》中有“神农死托祀南方”之说，据《帝王世纪》和《路史》等记载，相传炎帝晚年巡游天下，积劳成疾辞世（有一说是误食断肠草去世）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帝葬长沙茶乡之尾是茶陵。炎帝神农氏陵在县西三十里。史记云帝葬长沙之茶乡”（即邑西康乐乡，《酃县志》卷之四，炎陵帝纪，同治十二年重修）。宋乾德六年（公元967年），太祖派人访遍全国古陵，终于在湖南茶陵县南百里的白鹿洞（今炎陵县康乐乡鹿原陂），找到了炎帝陵，于是建庙祀奉，绵延后世。至今，炎陵及相邻的茶陵、安仁县依然流传着神农尝草识茶的传说。神农管理部落有方，《吕氏春秋》记有“为天下及国，莫于以德，莫于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此神农皇帝之政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先祖“公益为先，置个人安危于后”之高尚品德的颂扬，亦符合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每年九月九日，湖南各界人士去炎陵参加万人祭祖活动，缅怀先祖给华夏后代的养抚、繁育之恩，其中应不乏感谢先祖为人类发现了茶这种健康饮料的恩份。
 
1.2 湘西之秦人擂茶：

    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命大将司马措攻楚，屯兵沅水之南，即今湖南桃源、沅陵的长茅岭和南阳一带，当时有一种“苦羹”得以流传，这种苦羹即是“擂茶”的前身。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马援出征五溪蛮，驻军于沅陵壶头山，凿石室屯兵，兵行有纪，鸡犬不惊，盛夏士军多有疾，有百姓敬献汤药，遂将该汤药与三军服用，疫病皆除，马援问曰：“此何神物”，答曰：“祖传秘方五味汤”，即生米、生姜、生茶、加盐、茱萸碾浆烹煮而成。（以前三味为主，一曰“三生汤”。）后有“马援凿石室以安民，民间献擂茶以报德”之佳话（康熙年《桃源县志》、《辰州府志》均有记载）。擂茶源于秦汉， 故曰“秦人擂茶”。后来擂茶盛行于雪峰、武陵山区，成为湘西地区的一种待客佳饮，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

    明朝孙绪写有一首“擂茶”诗：

    何物狂生九鼎烹，敢辞粉骨报生成。远将西蜀先春味，卧听南山隔竹声。

    活火乍惊三昧手，调羹初试五侯鲭。风流陆羽曾知否，渐愧江湖浪得名。

    此诗从西蜀的历史入手，通过对擂茶制作、调味（以西汉成武帝时的五侯，王谭、王商、王定、王根、王逢时五侯的珍膳鱼肉合为鲭）的描述，歌颂了擂茶粉身碎骨报答人类的茶德，文笔细腻，极具情韵。

    到桃源喝秦人擂茶，确是一种享受，客人入座后，热情的主人会摆上十二盘糕点（多者达48盘），当地有“三碗不下席，六碗不出源”的习俗。因擂茶主料中茶叶可以提神去腻，生姜能散寒温胃，生米能润肠去火，故即使吃得过饱，亦无大碍。日本友人多田侑史先生在饮过擂茶后曾深有感慨：“莫道醉人唯美酒，擂茶一碗更生情”，并说：“我终于找到了日本茶道的源头”。

    1992年5月“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常德召开，在桃花源喝擂茶时有国外专家学者赞誉“秦人擂茶是对世界茶道的特殊贡献”。
 
二、从出土文物中证实：

2.1 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挖掘中，出土汉隶书写的“一笥”的竹简和“笥”木牌。湖南博物院周世荣先生研究，认为即檟异体字，而檟在汉前指茶（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桔柚一类的水果）。一号墓主为西汉长沙国丞相軚侯利苍之妻辛追，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入葬，出土的一幅绢帛绘画，有人考证有一幅为《敬茶仕女图》。三号墓为利苍之子后元四年（前160年）入葬，一、三号墓文物中“一笥”，“笥”的竹简或木牌出现了四次。

    此外，1954年在长沙魏家大院，第四号汉墓中（约为文景帝之际，前179—前143年）出土了一枚石质官印，上书“荼陵”二字。汉墓出土文物证实，公元前168年湖南已有茶叶生产，也有以茶命名的茶陵县，随葬品说明墓主的生前嗜好饮茶，死后将茶作为陪葬。这些物品是我国茶史上最早的文物，无论在礼仪、帛画、绘绣、撰刻的艺术表达水平上，还是在中华茶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深远意义。
 
2.2 岳州窑、长沙窑之茶具：

    陆羽《茶经》四之器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湖南岳州窑自被陆羽《茶经》中列为唐六大名窑之后，似沉入洞庭湖中，未见于任何史籍，1953年经考古挖掘始知岳州窑系湘阴城南铁角嘴窑头山一带，发现裸露在窑地的大量文物。1983年在城南偏西的樟树镇百梅村，又发现15万平方米的百梅窑址，最厚的文物堆积在2.5米以上，出土文物碗、缽、碟、壶、瓶、罐，釉色多样清鲜，纹饰讲究，上层为宋瓷，下层为东汉青瓷。1986年普查在湘阴湖江岸边发现古窑址25处，其中青瓷窑址就有18处之多，1997年马王墈窑址出土了大量青瓷器物窑具和隋代龙窑，有8个文化层次，包含唐、隋、南朝（梁）、东晋、西晋、东吴六个时段，延续500余年。其西晋匣缽，使“匣缽烧造法”向前推进300余年，这一重大发现为中国青瓷技术发展史寻到了源头，证实了岳州青瓷在中国青瓷史上应具的地位，也是湖南最早的青窑瓷，是研究青瓷史不可多得的文物。

    岳州瓷的釉色以青绿居多，青黄者少，釉层较薄，玻璃质渗光亮。初唐，岳州瓷大多只施半釉，甚至有的器皿只有口沿施一圈釉，成为该窑产品的一特色，《茶经》中指的岳瓷和越瓷一样，较其它瓷色青，并评说“青则益茶”。从出土文物来看，岳窑的青瓷、生活瓷、工艺瓷都有生产。生活瓷有隋代有青瓷小杯，青瓷足杯；东晋的青瓷洗；南朝的青瓷三足炉；东汉的青瓷双系壶；三国的青瓷笸及唐代的青碗。工艺瓷有车马人物、动物、家禽等。晋代青瓷穿山甲及鸡埘造型美观，逼真逗趣，体现出十分高超的技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与岳州窑同时存在的长沙窑。长沙窑址设在铜官镇，又称铜官窑。其产品在国内外有大量出土，历史影响颇大，也是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古窑。长沙窑与众不同的是胎以灰白色为主，釉以青中泛黄为主，另有黑白、褐绿彩釉；纹饰丰富，以釉下彩为其特色；器形品种多，形状各异。而且长沙窑开创了以文为饰的先例，在一唐代出土的青釉褐彩壶上记有一首忘年爱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文趣味，具有浓厚的风土气息。据考证，岳州窑先，长沙窑后，后有长沙窑取代岳州窑之势。近年在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考古学家在挖掘八、九世纪文化遗址时，发现有长沙窑瓷。1974年在宁波出海口处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其中有几百件越窑和长沙窑青瓷。

    唐代湖南两地瓷窑生产及销售盛况空前，李群玉的《石瀦》一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江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墳。”诗中作者目睹瓷窑的蓬勃发展，以至担心挖瓷泥会挖到南岳衡山，火神祝融死后埋在南岳衡山。另外，诗人刘言史与孟郊在洛阳北山野之泉饮茶时也曾写到湘瓷：“宛如摘山时，自啜指下春，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可见当时湘瓷已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并在全国颇有影响。
 
三、从史籍中考证：

3.1 《茶经》中的湘茶：

    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陆羽所著。其中，三节五处提到湖南茶产地、质量及茶具等内容。
 
3.1.1 陆羽《茶经》七之事：

    “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湖南溆浦位处湘西雪峰山脉沅水之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秦之辰州属黔中郡（于公元前273年建郡）；汉代属武陵郡，治所即当今之溆浦县；至隋始建辰州，炀帝时改辰州为沅陵，治所即为沅陵，辖沅陵、泸溪、溆浦、麻阳、辰溪五县。《坤元录》已失传，据推测可能是隋唐年间所著。多位史家考证，除《坤元录》或转录《坤元录》内容外，史籍无“无射山”的记载。《湖南通志》（1885年）、《括地志辑校》载有“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时山……山多茶树”。有“射”与“时”一字之差。但据《溆浦县志》（同治版）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笔者1986年7月陪日本友人松下智先生去沅陵考察此事，无果而归。从地理位置分析，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应是武陵山区，“武陵七县多茶，最好”（《荆州土地记》）是众所周知的事，也就是说隋唐时湖南的西部就有茶叶。

    《茶经》中《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谷生茗焉”。

    茶陵是我国最早以茶字命名的县，汉高帝五年（前202）为长沙国茶陵县，西汉为茶陵县，东汉为茶陵县属长沙郡，隋属湘潭县，唐为茶陵县属衡州郡，宋为茶陵县，分置酃县（下同），元、明、清均为茶陵州，民国为茶陵县（《湖南省志》1961年）。

    茶陵何以茶命名？有多种说法，经流茶陵县城有一条江叫洣江，又叫“茶水”而名。茶水，发源于合户，经高垅、火田、七地、腰陂、洣江、思聪等乡镇汇入洣水，入洣水之前称茶水。也有人把洣水叫成茶水，说成因水而得名。茶陵县以南临茶山，故名。《沅和郡县志》：昔炎帝葬于茶山之野……其陵谷间多生茶茗焉（《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修）。“神农葬茶乡，称图经云；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竞陵、零陵、江陵之类是也。”（《酃县志》卷之四·杂说）。笔者认为后者更有说服力。
 
3.1.2 陆羽《茶经》八之出：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金州、梁州又下。

    湖南的衡山，古称衡州，秦始皇二十六年置衡山郡，以拥有“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而出名。

    《吕氏春秋》记有炎帝是南方和夏季的帝，祝融是南方和夏季的神。衡山五峰中，祝融峰、天柱峰、芙蓉峰、紫盖峰和石廪峰。相传祝融死后葬于南岳并被封为火神。石廪峰产有石廪茶。

    唐宣年间，龙山县有位弘文阁校书郎李群玉（847~873）写有“龙山惠石廪方及团茶”诗五首。

    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自之凌烟雾，采掇春山芽。

    珪壁相压迭，积芽莫能加。辗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

    红炉爨霜枝，越儿斟井华。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

    凝澄坐晓灯，病眼如蒙纱。一鸥拂昏寐，襟鬲开烦挐。

    顾渚与方山，讹人留品差。持瓯默呤味，摇膝空咨嗟。

    石廪茶品质如此之美，完全可与顾渚之紫笋，浙江方山茶媲美。
 
3.2 《唐·国史补》中的湘茶：

3.2.1 岳州之氵邕湖含膏：

    唐朝李肇《国史补》有“风俗志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南有衡山茶，岳州有氵邕 湖之含膏（《唐国史补·因治》李肇等撰，上海古籍出版）,唐杨晔《膳夫经手录》：“岳州氵邕 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于茱萸”。“含膏”者何物？即《茶经三之造》中所注：“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属于饼茶，其品质茶僧诗僧齐已《谢氵邕 湖茶》：“氵邕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若有新春者，西来信勿忘。”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氵邕湖诸山旧出茶，谓之氵邕湖茶”。又及“氵邕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谓之干湖《水经》氵邕湖”。即指今岳阳市以南南湖一带，所谓“诸山”，包括龙山、龟山、君山等山。氵邕湖含膏是饼茶，冲泡时要碾碎，泡出的汤色呈残阳般红黄色，因品质优良，被列为贡茶。
 
3.2.2 君山茶的由来：

    氵邕湖诸山，包括君山，而君山却包容了自尧舜以来一切古垣的遗迹，包括许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诸多美好与哀怨的传说。从神话的柳毅井到吕洞宾吟诗的朗吟亭，从舜帝湘君的二妃墓到泪洒郊荒的斑竹；从秦皇的赭树到汉武帝的射蛟台，还有屈原、李白、杜甫、刘禹锡、元稹、李贺等诗人留下百篇佳作，历代文化的沉积，堆砌成了这块0.96平方公里小岛的神奇，而茶却是这里永恒的历史证物。

    君山茶始于何时无处可证，传说中是娥皇女英带来茶籽播种而来,最初称作氵邕湖茶。《明一统志》记有“山有白鹤寺，即氵邕湖寺，唐时氵邕湖产茶名白鹤翎。”传说白鹤翎用了白鹤泉的水冲泡时冒出的热气腾升似白鹤云云。君山金鸡坡上有一“白鹤泉”。《岳阳风土记》记有：“唯白鹤僧园十有余本，土地颇类北苑，所出茶一岁不过一、二十两，土人谓之白鹤茶，味极甘香，非他处草茶可比。”

    万年淳有一首“君山茶歌”：

    君山之茶不可得，只在山南与山北。岩缝石隙露数株，一种香味极易识。

    春来长在云露中，造物珍重供玉食。李唐始有四品贡，从此遂为守令职。

    白鹤茶数量不多，香味极佳，唐时即为贡品，有诗云“试把鹤泉烹雀舌，烹来长似君山色”，用白鹤泉来冲泡君山茶恰似君山美丽的本色。
 
3.3 “茶禅一味”出自湖南石门夹山寺：

    佛教自隋朝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开始与茶结缘，与“自古高山出好茶”，“自古名山多寺庙”联在一起。唐以来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宫廷、寺院文化融为一体，茶禅联姻，是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僧侣饮茶，击鼓为号谓之“茶鼓”，僧寺茶室谓之“茶案”，寺庙管茶制茶之僧谓之“茶僧”，以茶斋戒，以茶参禅已成为风尚。

    人们谈起茶就会想到赵州和尚（从谂禅师）一连说三个“吃茶去”的机缘法语，也会记起乾隆皇帝将杭州三塔寺改为“茶禅寺”的典故，还会联想到余杭县的“径山茶宴”。1992年，中国国际茶文化节在湖南常德召开，参加会议的日本朋友说：“石门夹山寺是‘茶禅一味’的发祥地。”

    唐代高僧善会禅师，在其师传子德诚偈语“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崖泉”的指引下，在夹山寺以茶参禅，夹山和尚因茶悟道，造就深厚的茶禅功底。北宋徵宗政和年间，圆悟克勤大师主持灵泉禅院（即夹山寺），在其碧崖方室编著了10本《佛果圆悟禅师碧崖录》，“颂古百顺”，圆悟克勤大师以自己独特的传法方式，形成该寺特有的碧崖禅风，逐渐流传国内外。《碧崖录》成了当时中国禅学临济宗经典，誉为“宗门第一书”。当时日本留学生学成回国，圆悟大师手书“茶禅一味”为印可证书，后流传日本，尊奉为日本茶道之魂，成为日本茶道的稀世珍宝。现存夹山禅寺院内的“茶禅一味”碑，为今人所书。时至今日，以茶禅一味为书者，独此一处。

    “茶禅一味”的学术价值在于证实茶与禅的结缘，既发展了茶文化也发展了佛文化，这种现象被现代称为双蠃发展，把两种需要悟道的信仰和理念，归传在同世界融和忘我的境界之中。其次，“茶禅一味”是茶文化的一个主要学术分支。2003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与湖南石门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2003中国石门夹山茶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石门是“茶禅之乡”。

    “茶禅一味”，它起源于中国，发源于湖南夹山，是以深奥的《碧崖录》理论为基础，由圆悟勤大师集宋前之茶禅精髓，在夹山寺主持期间传颂的，成为中日“茶禅一味”之源的重要史料，其学术意义十分重大。
 
3.4 湖南黑茶的历史贡献：

    湖南黑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贡献。明嘉庆三年（1524年），御史陈讲奏疏中说“商茶低伪，悉征黑茶，产地有限乃为第上中二品。”这是黑茶二字首次出现。《明史 食货志四 茶法》：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犯，惟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当时御使李南说湖南茶质是低次又有假茶，番人亦受其害，主张禁止，而御史徐侨认为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多而值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苦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主张购，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后来湖茶逐步取代汉茶，形成以湖茶为主的格局。明朝文学家汤显祖《茶马》诗:“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的表述，“番马直三十，酬篦二十余”的直叙，“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有此不珍惜，仑卒非长弛”的感叹。表达了诗人对茶马互市的民生疾苦的关爱。湖南黑茶每年以数万吨计的运往西北易马，对巩固边防和增进边疆经济贸易，作出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贡献。目前湖南黑茶还有近2.5万吨的数量销边区，成为兄弟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
 
四、结束语：

    湖南茶文化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湖南有着最早的史前农业文化中发现和利用茶的传说，有着中国第一个以茶命名的地名；有着第一批出土最早茶实物和茶帛图绘的文物，有着陆羽《茶经》中六大瓷窑出土的茶具；有着最完整的“茶禅一味”的考证和“茶禅之乡”的夹山，有着数百年来占全国半数的黑茶，更有辉煌的、以献身民族、国家的革命传统和变革、重才、图强为精神内核的湖湘文化以及土地肥沃气候宜茶的自然优势。湖南茶叶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赞扬和保护，我们应重视历史，让它固有的光彩为振兴湖南茶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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