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一味”中所蕴藏的文化脉络

    当我们打开中国茶文化历史的“时光隧道”，寻找中国禅茶文化渊源，触摸中国茶禅文化之文脉，体味“茶禅一味”禅林法语的奥妙，追溯中国茶禅文化两千余年的辉煌历史时，我们在《晋书•艺术传》“饮茶篇”中发现，佛教僧众坐禅饮茶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除“日服镇守药”外，“时复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开启了僧人把茶（荼苏）和禅相合的大门。

    而在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有“虎溪三笑”公案，世人给予“虎溪聚三人三人三笑话，莲花开一叶一叶一如来”（东林寺三笑堂联语）的高度评价。当时有道家代表人物陆修静，儒家代表人物陶渊明，佛家代表人物慧远法师，这三位被公认的大师级人物，雅集东林寺品茗论禅、说道、弘儒，完成了一次儒释道三教人物在东林寺的以茶聚会。慧远法师虽是佛门净土宗创始人，但一声“阿弥陀佛”的佛号早已在禅宗界流颂，禅净双修信徒已彼此不分你我，大家都崇尚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此时的禅茶（佛茶）在净土文化“微、妙、香、洁”思想中，已然与净土宗“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的八功德水融为一体。至今在东林寺文物处展示在东林寺内出土的东晋青釉瓷茶盏，说明东晋时期庐山云雾茶与佛门的渊源；

    尚有像东晋时有怀信法师饮茶故事，但有学者提出怀信非东晋人，乃唐代中晚期僧人，其《释门自镜录》与茶无关。故本文不作详尽介绍。

    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饮茶篇》，成为僧人以茶禅修最具史料价值的历史篇章，受到中国茶文化、茶学专家的高度重视。封文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根据封演描述，唐开元年中泰山降魔大师大兴禅宗，规定坐禅时不能打瞌睡；而且“又不夕食”（过午不食），不能吃晚饭，饿了“皆许饮茶”，靠饮茶去瞌睡和补充体内营养。而恰恰是这种以茶禅修方式，由此兴起了寺院的饮茶之风，并直接推动了大唐茶文化的发展。至此以后，茶事活动堂而皇之地走进山门。

    中唐时期，继降魔大师认可僧人饮茶成为修持内容之后，高僧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身为禅宗南岳怀让一系的传人的怀海，他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大师又进了一步，现行的《敕修百丈清规》是元德辉禅师根据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之名而修订。正因怀海禅师这一贡献，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百丈清规•法器章》载：寺庙除了有“法鼓”之外，还设有“茶鼓”。茶鼓的打法为“茶鼓长击一通”。有些寺庙还设有专用茶室叫“茶寮”。除了便于僧人饮茶之外，还是待客的场所。明人许次纾《茶疏•茶所》云：小斋之外，别置茶寮。……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一般茶寮派一二僧负责，称寮主、副寮，也有叫茶头或茶僧的。嗜茶的僧人一般叫茶僧，茶僧不是职务，仅言其嗜茶之切。寺院重要茶事活动一般都在茶寮内举行，如茶汤会等。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清规》对于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从谂禅师（778-863），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吃茶去”，因而形成一桩禅门“公案”，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有关该公案，《古尊宿语录》《指月录》《五灯会元》等都有记载，本文不再详尽说明。

    从谂禅师这三声颇有回味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因茶能清心、涤心，易于进入禅的明心见性真实境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

    “吃茶去”作为佛门直指人心的开示，渡化多少迷人，赢得了历代高僧的赞叹！“毕竟是赵州的一句‘吃茶去’，为后世参禅悟道开了不二法门。东邻日本接过了赵州的接力棒，跑向了‘禅茶一味’之途！”最终形成了“日本茶道”。

    唐代后，禅书中关于禅茶的记载诸多，尤其是在历代法师的语录里时有出现。但不足以引起世人关注，如，陆羽《茶经•七之事》记载的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八公山沙门昙济设茶奉敬刘宋皇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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