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茶一味”与赵州“吃茶去”公案孰源孰流？

    自从传说的圆悟克勤写出“禅茶一味”赠日本禅学弟子后，此四字便成了参禅者及饮茶者的“口头禅”传诵千年，至今不衰。这四个字固然为禅学浃肌之语，可注可疏，虽万语千言而无尽其意；这四个字无解无释，虽置之一言半句即为赘疣(“禅茶一味”究竟是不是宋僧圆悟书赠日僧尚无确论，而且现在传世的圆悟墨迹中并无“茶禅一味”字样，所以我以为杭州赵天相君说是“日本的茶禅一味观念是在珠光时期形成，茶禅一味词语更在其后出现”为是！)。
    茶与禅在中国唐代即多见于文人诗文、僧家公案之中，但自从驻赵州观音院的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的著名“吃茶去”一句禅语之后，便成了禅师茶人的金科玉律(以至宋代以来被称为“和尚家风”、“茶人雅趣”)。直到茶禅之事传入日本，以“茶禅一味”四字固定为禅林法语。特别是日本“茶道”由珠光开山，经过绍鸥到千利休完成的过程。也正是以一休宗禅师这位日本禅学之祖的禅语为精神内涵的“禅——茶禅一味——茶道”，这种源于中国，生发于日本的参禅形式完全形成的过程。
    严格说来，“茶禅一味”应该完全是参禅求悟之事，而与饮茶关系甚少，特别是与以饮茶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活动(如茶艺表演)根本无涉，目前在中国有些市肆的茶馆及茶艺表演都有”茶禅一味”标榜，以我看来，真是风马牛式的自作多情而已。就是日本的“茶道”、“香道”、“花道”等等拿到中国的茶店、香店、花店，都可作如是观。
　　日本的茶道、香道等，其实都是禅悟手段，特别是他们借用了茶——确切地讲是中国唐朝伟大的禅师赵州从谂和尚的以茶悟道、接引禅人的“吃茶去”而成就了他们民族参禅悟道的方法，说得不客气一点，日本人仅就饮茶而论，至今尚未找到大门。“茶禅一味”的“味”字，不是“茶味”，是日本禅人的一种内心感悟，是一种从苦(他们也真懂苦，只懂茶的苦)中而得到的一种“道”理，抑或是一种禅悟。
　　当然，“茶禅一味”是精致的，是精致到了简素的一种庄严。所以说“茶禅一味”与“品茶”本无高下之比，因为是两回事(从是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奢言“茶禅”者，在不通之例者大有人在)。
    在赵州的禅悟过程中当然也有日常生活，我们推论，赵州在当时一定会继承“要水要茶”(晋怀信语)的风气，如与他同时的东都一僧寿130岁，一生不吃药，唯嗜饮茶，多可饮到百碗(《旧唐书•宣宗记》)，所以从谂也是一位嗜茶者。他从茶中体味到“茶烟袅而乳窦飘香，禅悦味而虚实生白”的境界，进而悟到“当下”——禅悟的关捩和“口中”——茶味即在现在这种茶禅的认同，而且禅是内省自觉，茶则自品自觉，能由一时之觉(品)而延伸久远(茶味)。
　　 同时，从唐代许多高僧认为茶可以作为参禅载体之一的文字之中，也可以看出赵州其时真的是开了以茶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和尚家风”风气之先。所以赵州选择了“吃茶去”而不立其他文字，从而打消一切人来“此间”求禅悟之杂念，截断过去未来，只要你“当下”在“此间”，放下一切“吃茶去”！这未尝不是一种“逗机说法”。
    日本“茶道”就是“茶禅一味”的具体表现，而“茶禅一味”与饮茶无理论上的联系。可惜的是在中国太多的禅师、茶人都在奢谈茶能清心醒脑，能从中体味禅的精神，茶味隽永，也是禅味的体现等等。这些识见当然是受东邻“茶道”再回祖国(策源地)时已非原来面目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文人惊见于日本人茶道的精致、中国茶人艳慕于日本“茶道”的表现时，而以汉民文化心态对待日本“茶道”的结果。试想茶叶、饮茶，如无禅机在前，什么茶之冲和、茶之幽远、茶之灵慧、茶之清韵、茶之隽永、茶之沁脾，能有多少宗教意义?而如禅机在前，无论书法、绘画、诗词、甚至太极拳，都能是禅书、禅画、禅诗、禅拳、要之，禅书不是原生意义的书法，禅画更不是原生意义的绘画。
    当然，我们可以把话拉回一点说：“茶禅一味”究竟有一个茶字，故不能无一点关系，在“和尚家风”，“茶”是重要因素，所以在晋唐至宋元明清，寺院生活无茶不可。然而在中国，因着中庸之道的民族性，大不同日本民族的“极致”观，所以中国禅师之论多涉茶事，而茶人论茶常借禅抬高身价。如此，在今天国人理解“茶禅一味”之走味是有其渊源的。
　　至于日本，因着“茶禅一味”虽然形成了“茶道”——日本文化精髓，其实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为中国唐宋的禅风所被，甚至他们的“茶道”虽然精致到了极点，而当我们静阅浩如烟海的中国禅学典籍之际，可以看到日本的“茶道”真的是不能望唐宋人之项背。仅如龙潭请教天皇道悟禅师指“道”公案谈茶禅后的一句“复问‘如何保任’?皇曰‘任性消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就足以涵盖日本“茶道”全部精华。总而言之，“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何限于茶耳！行文至此，掩卷一叹，夫复何言，顶礼赵州——且吃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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