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禅宗的心性论对苏轼词的影响

    禅宗是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它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是一种摆脱烦恼、超越现实矛盾和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和心灵自由、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佛禅对人生和生命的玄妙认识对苏轼的影响非常显赫，并对其词的创作和审美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轼早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青年得志、得意时名满京城，士林仰望。然而其后却仕途不顺，残酷的政治现实使他处于北宋政治斗争的漩涡，三次遭贬谪，晚年更是遥谪海南，几乎在流谪中度过了他仕途生活的大半。这种大起大落，使他 “致君尧舜”的理想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荣辱、得失、穷达、祸福长时间交替更迭，不能不使苏轼从青年时“奋历有当世志”转向消沉，发出“人生如梦”的慨叹。为了平衡和抚慰自己痛苦的心灵，他只能转向佛禅寻找解脱，来与苦难的人生相抗衡。在遭贬谪的岁月里习禅，使得苏轼即使身处逆境仍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与超脱，他才能够尽情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充分实现自己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他的精神才能给天地众生以无尽的滋润。

    苏轼非常推崇禅宗的心性论，并身体力行。禅宗认为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用自己的心性去体认，要“治心”、“安心”、“定心”、“识心”方能“见性”，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它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越，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的精神境界。禅宗要求从“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密庵语录》）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卷三）中发现禅意。即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意，从人自身的行住坐卧等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①苏轼的作品中，特别是他在被贬谪的岁月里，这种学说成为他用超然的态度来藐视忧患、排解贬谪生活的苦闷和忧伤的一种精神寄托。他的词作极力追求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自由自在。随着时光的流逝，宦海的沉浮，苏轼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但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黄州后，他明确提出了“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禅学思想一方面成为苏轼生存的哲学支撑，“苦乐随缘”、“得失随缘”，“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另一方面，随缘自喜的生活态度涵养着苏轼良好的创作心境。由于外部直接压力的一时摆脱，也使得苏轼获得了一种萧散无碍的创作心境，使审美创作呈现出最佳态势。
 
    ②他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苏轼把禅学的超越意识运用在了对自己生活态度的洒脱体味、超然认识上。不用去思考过去如何，也不用担心未来怎样，关键是怎样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执著于此生的过程。在本是一座山环水绕的荒城黄州，他觉得“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被古人视为畏途的荒远岭南，他感受到“岭南万户皆春色”、“罗浮山下四时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度远贬海南，他又吟诵“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这种履险如常、随缘自乐的心态，使他无论在何地都感到如同家乡一样安适。所谓“随缘自适”，靠的便是主体心境的恒定，以不变应万变。“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随缘”是以心灵来涵盖万物的。

    ③这种面对现实超然独乐的生活态度，这种将生命审美化的生活态度，使苏轼的生命在人生困顿时迸发出迷人的光彩，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从而转化为文学艺术，使其词读起来往往疏朗痛快。他在《十拍子》中写道：“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玉粉旋烹茶乳，金齑新捣橙香。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身外之事既然虚妄不实，而如今恰好美酒新酿，菊花绽黄，那么何不痛饮一醉为快！可见，对身外世俗名利的否定，反而使他更加肯定自身精神的真实存在。“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道出了他由于超越了时空限制而获得的最大的精神自由。

    被人们所称道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正是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的体现，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者由眼前自然界的风雨推及政治上的风雨和人生的风雨，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苏轼在逆境中处惊不变、泰然处之、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他对禅宗超越、超然、超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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