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灵澈《宿东林寺》

 

    宿东林寺（唐）释灵澈

 

    天寒猛虎叫岩穴，林下无人空有月。

 

    千年像教今不闻，焚香独为鬼神说。

 

    作者简介：

 

    释灵澈（？～公元816年），又名灵彻，俗姓汤，字源澄（或澄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详见2012年第4期“灵澈《东林寺酬韦丹刺史》赏析”一文。

 

    说明：

 

    此诗录自《全唐诗》，诗人以简约的笔法描写了冬季夜色下的东林寺萧瑟清冷的景致，以及当时的寺院中，与外景一样令人心灰意冷的正法沉寂、鬼神香火兴旺的场景。

 

    注释：

 

    像教：即像法。亦泛指佛教、佛法。唐朝刘得仁《送智玄首座归蜀中旧山》诗：“像教得重兴，因师说大乘。”元朝辛文房《唐才子传•道人灵一》：“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风再作，卒皆崇衷像教，驻念津梁，龙象相望，金碧交映。”

 

    说：古同“悦”。高兴，愉快。《诗经•召南•草虫》中有“我心则说”之句。

 

    白话释：

 

    天寒地冻时节，猛虎在山洞里啸吼。

 

    山林枯寂无人，只有冷月清辉注照。

 

    佛法东传已千年，如今却难得听闻。

 

    寺院里香火缭绕，都是在讨好鬼神。

 

    赏析：

 

    对中国文化的特质，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一种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的，因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向来都把关注的目光投注在现世人生上，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非理性的神秘现象持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就道家来说，《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语。

 

    与古圣贤这种理性态度反差极大的是中国的民间信仰体系非常庞杂，崇拜的神祇各式各样，多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因为曾经为民牺牲奉献，受到百姓的敬重爱戴而逐渐演变成为神，其中有的是地域性的，如妈祖、禹王等。而各地的城隍和土地神往往都是当地知名度高的历史人物，诸如恭太子申生、春申君、范增、萧何、柳宗元、文天祥、杨继盛、铁铉等英雄豪俊也往往被奉为城隍之神。财神赵公明、武圣关帝、鲁班爷等等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受到祭享的神祇。民间信仰是众生在五欲六尘的驱遣下各自安立的偶像，即使偶有灵验，也是三界六道的客尘幻影而已。

 

    平心而论，以理性、非理性来评判一种文化的特质，失于简单，是我们固有的二元论思维体系的产物，是耽于名相、死在句下的思维方式。在这个科学、理性的时代，所有的感性与先验体系，都被简单地归结为神秘主义甚至是迷信，而遭到歧视与嘲弄。

 

    其实，在理性与感性，或者称之为非理性之间，是很难有一个泾渭分明的区分的。人的思维模式，更多的时候是处在一个灰色渐变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归类。哲学家康德把人的认识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阶段。他认为，理性在试图作出超现实的、超经验的应用时，在一定条件下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或自相矛盾之中。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指出：“纯粹理性在它的超验使用上的这一产物是纯粹理性最引人注意的现象。这一现象最有力地把哲学从它的独断的迷梦中唤醒过来，并且促使它从事一种艰难的事业：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毫无疑问，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是近代哲学史上一项伟大的成果。它表明人类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也给人类理性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中道的认识是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感性。或者可以表述为理性之中有感性，感性之中有理性。前引之《庄子•齐物论》文句，原文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郭象是西晋时期的玄学家，他对此文批注为：“夫六合之外，谓万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虽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则未尝以感圣人也，故圣人未尝论之。（若论之）则是引万物使学其所不能也。故不论其外，而八畛同于自得也。”成玄英是唐初道士，也是杰出的道教理论家，他的注疏是：“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谓众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乡也。……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辩，所以存而不论也。”可见，对于我们人类理性无法触及到的那一部分存在，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是持有一种承认，但不探究的超然态度。

 

    大法东传以来，因其广大圆融、穷微极妙的思维体系与慈心普度的济世情怀，很快便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相洽，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法雨普施，不择众生。但众生却因自己业报境的障蔽，对佛法进行了自己的拣择甚至改造。佛法中对六道众生生存情状的详细描述，更为一些崇拜鬼神的众生所喜闻乐道。于是乎，经忏佛事大兴其事，香火缭绕、鼓铃声声，津津于与鬼神道的交流甚至交易，在一部分地区，甚至成为佛教的主流。面对这种情景，一个基于般若空性而对佛法生起信心的佛子自然倍感凄冷与寂寞。

 

    经忏佛事原本是超度亡魂，度化众生的一种方式。各种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等经忏佛事，既要诵经，还要持咒，更要有庄严如法的仪式，所谓严道场、净三界、赞叹申诚、忏悔观行种种，本来是为了履行大乘佛教慈悲精神而产生的，本是一件好事，但自明清以来，经忏佛事逐渐具有了商业化的倾向，以至于许多出家人为了利益驱使，每天忙于应酬经忏佛事，忽略了自身的修学。近些年来，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居士充当“金刚上师”，头带毗卢帽，身着红袈裟，登台放焰口，主持拜忏法事的咄咄怪事。不少佛教徒，一入佛门就去学唱念、学经忏。这些以居士为主，没有法师主持的经忏佛事，即使是不收钱，也不合佛制。诵经拜忏之人，仅凭功利心来举行经忏佛事，在做佛事过程中他们妄念纷飞，这样就达不到超度和祈福的效果，不仅亡者得不到超度的利益，反而还会给做经忏者本人造下恶业。

 

    对于经忏佛事，近代以来，许多高僧大德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明代著名高僧憨山大师，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从事经忏佛事活动。有一天，憨山大师在放焰口回寺途中，惊醒路边一户睡梦中的老人，这时憨山大师听到从室中传出夫妻的对话，说：“半夜三更走路的，不是贼骨头，就是经忏鬼！”憨山大师听到他们的谈话，深感惭愧，他从此发愿：“宁在蒲团静坐死，不做人间应赴僧。”

 

    释灵澈曾著《大藏治病药》一文，从因果善恶的基础课讲起，力倡“改恶崇善，是药饵也”的心性修行之路。回到这首《宿东林寺》一诗，我们便可以理解作者当时的心境了。故此，“天寒猛虎叫岩穴，林下无人空有月”两句，与其说是对外境的描摹，更是作者因为目睹彼时东林寺“千年像教今不闻，焚香独为鬼神说”的大法衰微情景后落寞心境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