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闲居怀泰公》徐祯卿

闲居习禅观，虚独长心苗。

万境一澂澈，诸天何寂寞。

香飘桂子月，斋近菊花朝。

坐忆东林老，从谁过虎桥。

    徐祯卿原为吴中四才子之一，是前七子中成就较高的诗人。为诗清新妍丽，颇有齐梁之风。中进士后，与李梦阳结交，提倡“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诗风也为之一变。但这首诗，既不似齐梁之妍丽，也没有一味摹古的死板气，写得清新自然，耐人玩味。

    徐桢卿生来好作深沉之思，又加上仁途多蹇，现实不如人意，他便很自然地从外部世界转向自我的心灵之中，以求在内心的关照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佛教认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外界事物的都是虚幻的，人们只要破除我执，保持虚静，就能达到一种超脱、旷达的境界。禅那种“一切皆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应的人生哲学和超尘脱俗、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自然在多少有些失落感的诗人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首诗大抵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共鸣的产物吧。

    闲居习禅观，虚独长心苗。万境一澂澈，诸天何寂寞。在诗人的笔下，世界是如此清净。在这里，诗人可以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的束缚，可以远离大千世界的纷扰苦恼。诗人暂时退缩进封闭狭小而又无所不包的内心世界，在自我的观照和表现中获得一种恬淡空静、超尘脱俗的审美情趣。这几句诗的妙处在于：人们常由境静而得心静，由环境写到内心的感受，境与情，交融互织，物我一体了。但诗人不同，他是由心静到境静，由“虚独”生出“心苗”，进而萌现大千世界。同样是心与天通，但路径不同，这是诗人“禅观”的结果。

    香飘桂子月，斋近菊花朝。坐忆东林老，从谁过虎桥。时值桂子飘香之时，斋近菊花初放之季，花香月圆，景美境幽，而人何在？诗人在这里，很自然地过渡到对故人泰公的怀念上来。“东林”“虎桥”用的是庐山慧远的典故。慧远是东晋时之名僧，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他从小喜好读书，十三岁时即随其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了大量儒家、道家典籍。《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莫不叹服他学识渊博。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 354年）慧远二十一岁。当时，他仍志在儒学，而政治动乱的东晋社会使他产生了避世思想，久怀隐居之愿。时值师佛图的大弟子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宣传佛法。慧远听说后，便携同弟弟慧持前往恒山，拜师求救。太元九年（384年）入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宗炳、慧永等18人结为白莲社，于无量寿佛像前修净业。居庐阜30余年，影不出山，送客以虎溪为界。著《法性论》，唱涅槃常住之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慧远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一说为417年），卒于庐山东林寺，享年八十三岁。后净土宗推为初祖。在诗人的眼中，慧远居东林净修，足不过虎溪的生活（吴补充：“远公之足，不过虎溪”这一典故来源于东晋庐山慧远大师的故事：慧远大师住庐山东林寺时，深居简出，足不出山。当时，在庐山东林寺门前有一条河，名为虎溪，他约定自己活动范围以虎溪为限。一次，他与晋代诗人陶渊明和一位道士在其寓所畅谈之后，慧远送两位客人出门，因三人谈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中，慧远大师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虎溪桥。山中神虎看到后，不断地发出怒吼之声，慧远大师马上意识到自己已走在虎溪桥上，违反自定的规约了，于是三人相视而笑，慧远大师马上返回。这个典故也因此被称为“虎溪三笑”），是那么淡逸、超然，不由有些心神向往了。要是能与泰公一道谈诗论禅，自然是一大乐事，可眼下惟有清风明月、菊黄桂香，而无泰公之影。诗人不由叹道，此刻泰公在与谁谈佛论诗呢？细细想来，诗人不由怅然若失了。

    纵观全诗，诗人所表达的是一种在万境澂澈，诸天寂寞的幽境中对故人泰公的怀念之情，文字笼罩着一种淡淡的惋伤情调。但这种伤感之情通过对佛那种追求闲逸、超脱的审美观照，与我心有了一定的距离。因而，它带给人们的已不是那种沉重的心灵暗影——这往往是那些哀惋情调的诗给人留下的感受——而是一种平和冲淡的美感和宁静致远的闲适情趣。而这，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古人云：“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姜斋诗话》，第15册，第830页）徐桢卿的这首诗，正具有这样灵通的美感，算得上是一篇佳作。

    进而言之，这首诗也反映出禅宗的审美情趣经过几百年的过滤，到了明代，已形成一种澄而又澄、清而又清的氛围，影响着明代的社会，当然也必然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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