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滴蜜是我酿的

 

    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刚从天竺来到东土弘扬佛法时，曾被引荐给南朝的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一直致力于建寺、写经、造像，他满以为自己的行为，能博得达摩赞赏，便问：“我即位以来，建造寺庙，抄写经书，建造佛塔无数，供养僧人万千，可有功德？”

 

    达摩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十分不解，忙问：“怎么会没有功德？”

 

    达摩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意思是，梁武帝所做的，不过是对自己疏漏的一些补救，是世俗的，好比跟着形体的影子，并非真实的存在。

 

    梁武帝心中一愣，又问道：“你所说的大乘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回答：“净智妙明，体自空寂，这才是大乘功德。这样的功德是人世难求的。”

 

    在中国历史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算得上最能敬僧礼佛的皇帝。

 

    他笃信佛教，率先定为国教。他喜欢谈论佛法，每有大师讲解，都会脱下皇袍华服，换上僧人衣衫。他曾刺血书经，坐禅不食，严守佛家清规。为更好地钻研佛法，他曾先后四次放弃皇位，到同泰寺出家为僧，因此被称为“皇帝僧人”。尽管每次都被群臣接回，他仍不忘利用权力，大建寺庙，广纳僧人，杜牧诗里感叹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有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当时国内二十多万僧人，几乎都由国家财政供养。

 

    梁武帝与达摩的这段对话，最早见于公元774年编撰的《历代法宝记》。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以后，便成为众所周知的禅门公案了。

 

    梁武帝说，我为佛教做了那么多事情，应该是很有功德的吧。武帝此问，实际上有向达摩显摆、邀功的味道。他所说的功德，即功劳福德，亦即行善所获之回报。期望有所回报，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达摩看来，学法礼佛也好，度僧修庙也罢，都是为求福报的有为之功、有漏之功。这些，就像竹影扫阶一样，是虚非实。所以他说武帝是“并无功德”。

 

    事实上，梁武帝的善行，岂是毫无功德？达摩所说的“无”，不过是说，在修佛参禅者内心，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有无”对立，即所谓的“不二法门”。按佛教的说法，佛就在生活中，生活事，就是佛事；而在禅宗看来，用心生活，无论砍柴、扫地、做饭，甚至吃饭、睡觉、发呆，都是在修行参禅。所以有后世高僧解说：

 

    “做演员、歌手的，可如此发愿：让所有见我，听我唱歌的众生，都种下成佛的因缘，远离烦恼，成就佛果。做老师的，可以这样想：让每一个我教的孩子，都广种善根，恶业消灭，因果成熟，见佛闻法，离苦得乐，成就佛道。”

 

    一句话：“生活无处不功德，人间处处为道场。”真心做事，便是修行，便有功德。

 

    不过，在禅门看来，做功德是不必追问的，更不必图谋回报。就像右手拿东西递给左手，难道需要右手说道谢的话吗？当然不必。后来的赵州从谂禅师，就经常告诫弟子，要放下心中的一切执著和妄念，甚至包括佛门中的一些戒律和规矩。

 

    有一次，他看到弟子云门文偃在礼佛，便用拄杖轻轻敲了一下，问：“你在做什么？”文偃回答：“我在礼佛。”从谂斥责道：“佛是用来礼的吗？”文偃道：“礼佛也是好事。”从谂说：“好事不如无事。”——礼佛虽是好事，但修行不可以执著于做好事积功德，修行的真谛在于“无事”。禅师以此教育急功近利的人，做好事不必刻意。

 

    倘要追问：作为教师，我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何功德？或者说，对于教育，我们每个教师所作的思考和努力，付出的汗水和心血，究竟有何功德？答案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无的。

 

    我们选择教育，或者是因为真心喜爱，或者是迫于无奈，或者是谋生糊口之需，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做了，还在做着，只要我们还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学生，就应当尽可能地做好——做好，既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在修行，积功德。因此，无论对自己，还是职业，我们都应有深切的理解与认同，既感念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也确证到自己的边界和局限。

 

    比如说，今天的教师，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时代，做着最不应该急功近利的事情。几乎整个社会，都恨不得一夜暴富，但教育，需要我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乎整个社会，都非常浮躁、紧张、匆忙，但教育，需要我们从容、淡定、优雅。这样的矛盾，势必会让那些真正有良知的教育者，感到纠结和痛苦。但，这就是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特质，而且终其一生，甚至数代人，可能都无法彻底挣脱，都只能仰仗它的鼻息，听从它的要求。事实上，这也就是我们生存的背景，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在这样的世道里，可能就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去梳理、审视和发现。

 

    一方面，我们可能知道，当今的教育，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是“反教育”之处，但是要改变，又觉得非常沉重、艰难；而如果不改变，似乎又对不起自己和学生。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努力改变，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从我们立足的教室开始，从我们依托的讲台开始。我说过，我们不能扭转季节，但是可以“营造局部的春天”。我也说过，总有些事情，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现在我想说，无论如何，也总有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不计名利，不求功德——我始终相信，即使是暗黑的深渊，也总会有某种光亮可以期待，即使是铁板一块，也总会有空间，让我们见缝插针。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注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全面而即时的，评价和回报，却可能片面而遥远。如果把教育比成一条长河，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只是这条河上的一处渡口，而我们，就是河边摆渡的人：不只负责从此岸到彼岸，还包括从此处到遥远——学生来到我们这里，经过三年、四年或六年光阴，就会离开，走向他们命定的前方。而守护眼前的渡口，摆渡当下的时光，关注和眺望遥远的未来，尽可能为他们作好铺垫和准备，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我们的努力，孩子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上大学，读硕士、博士，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但他可能很难记得我们。你要问他导师是谁，他肯定会说谁谁是他的硕导，谁谁是他的博导——这个硕导或博导，我感觉，就像在QQ农场里偷菜的人，他用最少的时间，就把别人培养的成果收入囊中，并视为自己的成果，他是最容易有收获感、成就感的人。

 

    但基础教育不行。它是培根植本的教育，属于枝的萌发、叶的生长的教育。漫长的时光，纷繁的劳碌，所有辛勤的努力，都只是默默的奉献。它需要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可能并不会有什么回报。如果一味追求等价交换，当回报低于预期，可能就会让我们感到失望、遗憾，甚至抱怨、指责。就像梁武帝，供养三宝，兴建佛寺，乃至布施贫困，绝对都可以获得福报，但是如达摩所说，如果在行善积福时，过于计较所能得到的回报，那我们的感觉和实际的“功德”，就会大打折扣。

 

    读过美国作家弗兰克·迈考特的小说《教书匠》。在序言中，他特别提到当年的英语老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爱的老史密斯小姐。她过去常说，如果她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能影响一个孩子，那就不枉此生，她就能开心地离开人世。”——通过自己的教育行为，影响和改变学生，这就是教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在小说结尾，那个曾经在课堂上与迈考特顶嘴的黑人女孩塞丽娜，在离开学校后，曾专门托同学转告老师，她将选择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迈考特说，这是“美好的时刻”。

 

    这样的美好时刻，让我确信，我们的所有付出、努力和辛劳，都是值得的，因为变化正在发生，美好正在出现，虽然来得缓慢而遥远。钱理群先生说：“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成为学生童年和青少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作为教师，如果能够成为孩子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也该算是我们的幸福之一吧？

 

    在电影《谁动了我的幸福》中，主人公讲过一则故事——有一只蜜蜂，成天在花丛中辛勤奔忙，一只老鹰看见了，就说：“小蜜蜂，你成天那么辛苦地忙碌有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蜂房中哪些蜜是你酿的？”蜜蜂抬头看了看老鹰说：“鹰啊，我没有你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可是，我只要一看见蜂房就会激动。”老鹰问：“为什么呢？”蜜蜂说：“虽然我不能确切知道，哪些蜜是我酿的，可是我知道那蜂房中，总有一滴蜜是我酿的。”

 

    在现实的教育里，我也曾见到过这样的老师：他们一走进校园，就觉得兴奋，一看到孩子，就感到欢喜，一登上讲台，就非常激情。薛瑞萍就说过：“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老师，多像那只辛勤的蜜蜂。终日奔波，忙碌，却不计得失，不问功德。

 

    现在，我已不在一线任教，但仍是教师，仍做着与教育和教师有关的事。我愿意做这样的事，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我甚至愿意这样想：如果教育，真是在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生活和未来，那就让我做那样一只蜜蜂吧——尽管终其一生，或许都不可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知道，那丰硕的蜂房里，“总有一滴蜜是我酿的”。

或许，对于我的生命，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