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内求

我们以管理为核心能力，但并不是纯粹的研究机构。一切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在企业真实情境中应用，帮助企业实现良性发展与效率提升。
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的方式与服务的价值始终离不开对客户发展阶段、特征与需求的适应。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个体还是我们所在的组织，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飞速前进的列车，进入了没有回头路的轨道。竞争无处不在，跟他人竞争，跟时间赛跑，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更加容易焦虑。事情多的时候焦虑，一旦闲下来，更加焦虑，因为害怕错过机会，害怕浪费时间，害怕被超越。
为什么竞争和快节奏会成为工业社会以来人们普遍的生存状态？主要源于几个比较根本性的因素：
 
首先
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设发生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对于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所以，“什么季节会长什么东西，什么节气该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讲究的。一个根本的假设是认为人是天地中的存在，是宇宙的一部分，和谐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命质量。
到了工业文明后的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变成了宇宙的中心和主导，自然条件只是为人所用。人定胜天、科技能够创造一切，成了主要假设。于是，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主要驱动之一，便是科技进步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赛跑。资源有限，我们的需求却没有限制，并且不断地被经济和商业刺激和诱导，超额消费甚至过度消费。因为人类相信，在一种资源枯竭之前，一定会找到可替代的其他资源。比如，一种致命的疾病，倘若能够等到新药和新医疗技术的出现，便就有可能得到延续，与此同时，新药副作用所引发的疾病，又可以等着更新的药来解决。

第二个因素
生命有限和需求的不可逆转

科技再发达，也无法改变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生命在不断走向衰竭的过程中，倘若一个人的力量和安全感来自于外在的拥有，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动力和诉求：一定得赶在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的时候，更多的拥有，更多的获得，甚至要为子女后代做更多的储备。
与此同时，我们的需求又存在很难逆转的客观现实，于是，跟时间赛跑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三个因素
规模效应与先导优势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在分工理论的推动下，随着大机器的应用和技术突破，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和量产规模化。理论上讲，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盈利空间越大，企业便越有实力进一步投入研发，不断改良产品，跑赢竞争对手。
规模和企业盈利与实力之间存在循环效应。所谓先导优势也是因为规模效应而得到稳固，因为规模意味着影响力，意味着品牌和对消费者心智的占据，同时也意味着资源获取成本的降低。
总的来讲，规模效应产生先导优势，先导优势进一步放大规模效应，而这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空间，规模放大需要空间去承载，先导优势需要时间去实现。

第四个因素
时空压迫感

交通的发达拉近了现代社会区域之间的距离，天外有天让人们产生一种空间放大的向往。
与此同时，由于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之间的连通容易带来资源的争夺，人们在产生向外走的愿望的同时，也面临着本地被侵占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生命总在不停的走向终点，谁也不知道终点什么时候、会以怎样的方式到达。竞争本质上源于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对未知的恐惧，对自身有限性的抗拒。

“竞争意识和潜在的不安全感
就像是传染病一样，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共同形成了一种生命的场域，
我们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在奔忙里焦虑，在焦虑里奔忙。”

 
即便在一个阶段占据了竞争优势，拥有更多，比更多的人都更强，又会有“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就像是一辆列车，一旦上了轨道，只要轨道的逻辑不变，车就很难停得下来，而人们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将轨道的逻辑深深地嵌入到自己的认知当中：在空间里追求规模优势（拥有更多），在时间里赢得先导优势（优先获取），并在两者的互动中超越越来越多的他人，从而降低内心的不安全感。
有没有一种区别于“竞争和规模效应”的生存和逻辑存在？显然是有的。
如果一种能力没有办法通过标准化来快速实现规模化和量产化，如果一种优势的建立需要时间经历的沉淀，那么本质上之前的逻辑就很难成立。与之相反的，我们称之为“内求和极致效应”，这是一种“少即是多，慢就是快”的逻辑。
这种逻辑认为“不安全感不能通过拥有更多来解决”，生命的品质与幸福感，少量拥有更容易实现。只有少，才能聚焦，只有慢，才能专注，简单而持久，才能在一个事情上走到极致。极致会因为极度稀缺而更容易建立绝对优势，才能真正化解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
广泛获取是大脑逻辑的放大，定而生慧，是心灵的通达，后者不仅更有利于解决人们内心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是，纵深的成长更容易连通终极智慧。前一种逻辑更符合“工业思维和人工智能”，后者则更符合“匠人精神”的表达。前者是竞争思维，后者则是内求思维。
虽然各行各业存在各种差异，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们的整体教育水平和认知水平也存在差异，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两种逻辑之间似乎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与对抗。而事实上，两种逻辑应该达成和解，相互成就和相互保护，并且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并最终支撑人类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实现有价值的发展。
就管理咨询工作而言，咨询是因为实体企业而存在的一种智力服务业。我们以管理为核心能力，但并不是纯粹的研究机构。一切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在企业真实情境中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良性发展与效率提升，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的方式与服务的价值始终离不开对客户发展阶段、特征与需求的适应。
就整个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而言，许多企业在业务上尚未建立真正有竞争力的优势，还没有找到并且在实践中真正论证了可持续的发展逻辑；组织也尚未建立相对稳定、精密而动态的管理系统，绝大多数企业也尚未经历创业一代交班的考验，在治理关系演变和企业的可持续性之间尚未实践出真正可行的模式……。
再加上中国特有的集体文化和氏族家庭文化的长期影响，与职业化教育程度比较高和以个体文化为根基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企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始终更为动态、更为纠缠，更为复杂，在某些阶段也更有力量。
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无论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共同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管理提升需求往往是系统的。即便需求看似是局部的，解决问题也往往需要是系统的。与掌握某个知识概念、工具方法、某个成功的经验案例、或者某种逻辑和模型相比，“基于情境的动态应用、研究各种条件的可能以及条件无法充分满足情况下的实战问题解决”，才更有可能真正帮助到企业管理提升。
这就要求管理咨询师到了一定阶段之后需要拥有类似中医的思维和能力。即使咨询公司致力于工具方法、工作流程、输出成果等方面的标准化，也很难替代人的判断力，准确地讲，只能作为提升咨询师工作效率的辅助。
 “市场需求旺盛与有效供给不足”是管理咨询行业长期存在的现象，咨询行业从来不缺机会，就像好医生从来不缺病人、好老师从来不会缺学生，缺的是真正能够帮助客户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真正能够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的咨询能力很难量产化和规模化，才使得有效供给能力更为稀缺，而这种能力的成长更需要内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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